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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文学桂军”研究的当下景观

2019-11-08 作者:产品评测   |   浏览(121)

(作者:钟世华,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二级作家)

  尽管地域作家群和区域作家群这两个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是混用的,但细究起来,二者有重合亦有区别。地域特色是某一地域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因而地域作家群的概念更着眼文化,更注重传统。而区域作家群的概念更有当下意味,更具行政化。区域作家群作为一个有别于地域作家群的概念,它显现了一体化文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下的中国特色。

该书对“文学桂军”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对青年作家的挖掘与呈现上。如在《文学变局中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一文中,作者将目光聚集“文学桂军”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通过对其饱含着现实与梦境的民族书写,通过对这些作家富于本土化与现代性的多样写作的观察,有力地再现出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以精神穿越写作——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一文则将焦点投射在“文学桂军”的“青年小说家群体”和“青年诗歌群”上。作者细读创作文本,分析作家的写作姿态、思想观念、艺术手法等,勾勒出了“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基本形象。《平实的收获——2004年广西青年文学扫描》一文则以2004年广西文坛的观察为契机,通过分析这些作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展现出“文学桂军”中70后作家群的整体面貌。可以说,对“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观察与研究不仅成为《有我之境》一书的最大特色,同时也为今后的“文学桂军”研究作出了方向上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对青年作家的关注与张燕玲作为《南方文坛》杂志的主编关系密切。她指出,“《南方文坛》对广西的文艺现象特别是对广西青年作家的推介是全方位的”。

  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手段的高科技化,则是更彻底地创造了一个“去区域化”的审美时空和文学时空。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形象地把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描绘为一个去掉了地理空间阻隔的平面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地域之于作家的影响力十分微弱,因此地域作家群的共性更不明显。

这部研究力作共分“四辑”,共计76篇文章,专门研究“文学桂军”的文章近30篇,所涉及的作家包括林白、东西、鬼子、李冯、朱山坡、李约热、光盘、纪尘、杨映川、黄佩华、王勇英等。从地域的角度来说,作为广西人的张燕玲在书中以“内面的人”的视角,集中展示出“文学桂军”在当下的发展状况,她尤其通过对他们创作中所凸显的广西地域、民族、文化等要素的剖析与观察,构建出了“文学桂军”研究的当下景观。

  但是,更要注意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学社团、流派、作家群落的含义和重要性都发生了变化。地域/区域作家群概念的淡化和意义的退隐已是不争事实。

张燕玲的《有我之境》(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尽管不能看作是对“文学桂军”发生与发展状况的研究专著,但其中所触及的“文学桂军”在近些年来的发展形态,以及所包含的敏锐的批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学桂军”的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并成为窥探“文学桂军”发展现状的一面镜子。

  (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该书具备着强烈的地域色彩,以地域的视角彰显出“文学桂军”的创作实绩,这集中体现在对一些作家群体的观察上。在《风生水起——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作品札记》《从“鬼门关”出发——成长中的玉林作家群》《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札记》等文章中,“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玉林作家群”“都安作家群”等代表性作家群体进入张燕玲的批评视野。她聚焦地域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本体作用,集中谈论了这些群体对于“文学桂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又立足于民族性、文化性的视角,指出这些作家在地域景观呈现上的突出贡献。而作家们则通过饱含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写作,获得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并最终确立起了“文学桂军”在当下发展的独特景观。当然,张燕玲并非是孤立地看待“文学桂军”,而是借助海南、广东、四川等其他地域文学的观察,以深刻的对话方式与开放的眼光,将“文学桂军”放置在全国文学的发展版图之中,在呈现其近年来发展实绩的同时,有效地确立了“文学桂军”的独特性。

  城市化亦是全球性的浪潮。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它不仅是一个物质交换、商品消费、身体享乐的便利场所,更是生活方式自主选择、潜力自我发挥、人性自由升腾的广阔空间。相对而言,乡村是血缘的、等级的,富于依附性;都市是个人的、平等的、自由的。商品交换的平等性,公民身份的独立性,个人选择的自主性,是都市社会对人的自由的保障。城市化之于文学,则是更个体化的自由表达。因此,乡土情结和方言俗语式的地域文学因素更加淡化。

张燕玲还集中审视了广西的女性作家群体。如《在漫游中狂想——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中,她发现,作为“文学桂军”女性作家代表人物的林白,近年来的创作突破了早期的“私人化”写作,进而走向了“渗透着他人生活的众多的个人生活”的创作方式。这既是对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在突破自我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文学桂军”中女性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玫瑰花开——广西女作家札记》一文中,她抛弃了刻板的分析姿势,而以感性的心态和札记的笔法,描摹出了杨映川、黄咏梅、凌洁、纪尘等女性作家近年来小说写作的基本形态。作者认为:“这真的是一群不一样的女性,她们挣扎在生活的深处,然后平静,再挣扎再平静,并以性灵记下这些生命的痛苦和快乐。‘尽管绝望,仍然守望’,这是女性作家们的坚定姿态,超越年龄,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这番话既熔铸了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同时又表现出了对“文学桂军”发展状况的深刻关怀。

  习惯以地域划分作家,源于中国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家庭本位文化,重血亲、亲地缘的情结浓郁,逢同姓称“家门”、逢同乡而热络亲近。重地缘,是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各显魅力,同地域作家在文学承传、审美趣味、题材主题、手法风格等方面容易显出某些共性特征。

  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是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三大趋势。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地域、民族的壁垒,使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同一地域、国家的作家,自幼就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中接受文学的熏陶,因此封闭地理中的文学时空和地缘式审美环境不复存在。在同一地缘美学趣味中结成的具有相同或相近风格意味的作家群亦只有地理意义,而无风格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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